日前，中辦、國辦印發了《關于推進社會信用體系建設高質量發展促進形成新發展格局的意見》（以下簡稱《意見》），這是繼國務院發布《社會信用體系建設規劃綱要（2014-2020）》之后，時隔多年，我國又一次發出的信用體系建設最強音。

有目共睹的是，近年來，我國信用體系建設成就斐然：標準規范相繼出臺，制度規則日趨細密，應用場景極大豐富，有力提升了我國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水平。

此番《意見》站高望遠，開宗明義：“完善的社會信用體系，是良好營商環境的重要組成部分，對促進國民經濟循環高效暢通、構建新發展格局具有重要意義”。毫無疑問，將社會信用體系建設視為良好營商環境的重要組成部分，顯然是這部綱領性文件的創造性表述。

細細揣摩，社會信用體系與優化營商環境之間，之所以關系緊密，是因為兩者均以降低制度性成本為價值追求。

在“指導思想”部分，《意見》稱，“進一步發揮信用對提高資源配置效率、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”。發端于2003年的世界銀行營商環境評估，是全球最具影響力的評估體系，也是主權信用評級、國際發展資金分配的重要政策影響因素，實質上影響著全球資本流向的重要風向標。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，正是世界銀行營商環境評估亙古不變的主線。

何謂制度性交易成本？20世紀30年代，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科斯率先在“生產成本”之外提出“交易成本”的概念。他發現，運用價格機制來配置資源，并非毫無成本，產權保護、談判簽訂合同、監督合同執行等都存在著交易成本。沉寂多年之后,“交易成本”終于引發了高度關注，并獲得了進一步的闡釋。后來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阿羅提出，科斯提出的交易成本實際上就是“一個經濟體系運行的成本”，而不是單純的商業成本。說得直白點，制度性成本是指與個人無關、而與制度及其執行息息相關的成本。

與科斯同時代、當時也很年輕的中國經濟學家張培剛在20世紀30年代研究時發現，當時湖南、江西等地的中國農民很窮，生產糧食的成本極低，但在沿海城市的糧食市場上，他們的大米卻競爭不過遠道而來的泰國大米。經過調查，張培剛發現，地方割據、關卡敲詐等大大降低了內地大米的競爭力。這種成本即世行所稱的制度性成本，即無論市場主體如何努力，怎樣聰慧，都必須承擔的成本，這也正是世行評估著力于削減的。

而無論是科斯還是張培剛，他們描述的影響合同履行、關卡敲詐等種種違法違約行為，都構成了失信行為，因為，信用記載的，就是相關主體遵守法律規定與合同約定的狀態。而《意見》所強調的正是減少失信行為，進而降低交易成本。例如，《意見》指出，圍繞市場經濟運行各領域各環節，對參與市場活動的企業、個體工商戶、社會組織、機關事業單位以及自然人等各類主體，依法加強信用建設。不斷完善信用記錄，強化信用約束，建立健全不敢失信、不能失信、不想失信長效機制，使誠實守信成為市場運行的價值導向和各類主體的自覺追求。

2022年2月8日，世行發布了全球營商環境新評估體系概念書。2023年1月將正式啟動新一輪評估。特別值得關注的是，《意見》所關注的諸多維度，與世行營商環境的方法論高度契合。

《意見》的實施，將全面推進我國營商環境的優化。

其一，《意見》的實施，將進一步提升我國企業的“辦事便利度”水平。企業辦事便利度，即減環節、壓時間、降費用，是世行營商環境評估的三大維度之一?！兑庖姟窂娬{，要健全信用基礎設施。統籌推進公共信用信息系統建設。加快信用信息共享步伐，構建形成覆蓋全部信用主體、所有信用信息類別、全國所有區域的信用信息網絡，建立標準統一、權威準確的信用檔案。充分發揮“信用中國”網站、國家企業信用信息公示系統、事業單位登記管理網站、社會組織信用信息公示平臺的信息公開作用。進一步完善金融信用信息基礎數據庫，提高數據覆蓋面和質量。也就是說，那些守法踐諾的誠信主體，將獲得良好的信用檔案，在獲取政府的公共服務方面，將更為迅速便捷。舉例來說，以前經常被要求開具的無犯罪記錄證明，以及企業申請上市的無重大違法記錄證明，也終將被信用記錄所替代。

其二，《意見》的實施，將進一步提升政府的“公共服務水平”。世行新的營商環境評估體系，增加了評估政府在促進良好的營商環境中的積極功能的指標?！兑庖姟窂娬{創新信用監管，加快健全以信用為基礎的新型監管機制。建立健全信用承諾制度。全面建立企業信用狀況綜合評價體系，以信用風險為導向優化配置監管資源，在食品藥品、工程建設、招標投標、安全生產、消防安全、醫療衛生、生態環保、價格、統計、財政性資金使用等重點領域推進信用分級分類監管，提升監管精準性和有效性。深入開展專項治理，著力解決群眾反映強烈的重點領域誠信缺失問題?？梢韵胍?，以上措施的貫徹落實，將持續優化我國政府的監管框架，提升公共服務水平，力促營商環境優化。

其三，《意見》的實施，將直接提升若干營商環境指標的水平。新的世行營商環境評估體系，將原來的“保護中小投資者”與“獲得信貸”指標，合并為“獲取金融服務”指標。對此，《意見》著墨尤多，在“以堅實的信用基礎促進金融服務實體經濟”部分，從創新信用融資服務和產品、加強資本市場誠信建設、強化市場信用約束等三個方面，進行了細致的闡述。例如，《意見》提及，發展普惠金融，擴大信用貸款規模，解決中小微企業和個體工商戶融資難題。加強公共信用信息同金融信息共享整合，推廣基于信息共享和大數據開發利用的“信易貸”模式，深化“銀稅互動”、“銀商合作”機制建設。發展訂單、倉單、保單、存貨、應收賬款融資和知識產權質押融資。這些以信用為基礎的金融產品的推出，有利于我國中小企業獲得銀行間接的融資。

在直接融資方面，《意見》指出，進一步夯實資本市場法治和誠信基礎，健全資本市場誠信檔案，增強信用意識和契約精神。壓實相關主體信息披露責任，提升市場透明度。建立資本市場行政許可信用承諾制度，提高辦理效率。督促中介服務機構勤勉盡責，提升從業人員職業操守。加強投資者權益保護，打造誠實守信的金融生態環境。這些表述，與近期我國司法部門加大對獨立董事、中介機構等履職行為的問責，可謂一脈相承。

最后，《意見》與世界營商環境評估方法論的契合之處還在于，世界銀行新的評估體系，更加注重考察現實世界，而不僅僅是法理規則，同時改變以往基于“假設案例”進行評估的方法，引入大量的企業調查?！兑庖姟窂娬{的正是提升全社會的信用水平，建立以守法與履約實際狀況為基礎的信用機制，也就是說，以結果為基礎、全面客觀、真實真誠。

徒法不足以自行。《意見》擘畫的宏偉藍圖，還有待于我們共同努力，以謙卑務實的作風，將目標要求轉變為良善而精微的制度規則，切實踐行，久久為功，必有大成?。ㄈA東政法大學 教授 羅培新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