導語
任正非最近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談到了科技發展的一個很根本的問題，就是基礎教育。沒有扎實的基礎教育是無法承載科技的創新和永續發展的，這個觀點很深刻，發人深思。
談到基礎教育與研究的重要性，還有一位很有發言權的人物，他就是施一公。他曾有很犀利的言論：認為就業和大學沒有直接關系；從領導到學校，從中央到地方，鼓勵科技人員創辦企業，是讓他們把才華和智慧用到了錯誤的地方......
任正非和施一公，他們一個代表企業界，一個代表科研領域，他們從不同的出發點看問題，但都清醒的看到了問題的本質。今天，讓我們重溫施一公的演講，反思教育現狀，共同為基礎教育貢獻一份力量。
在國內，我覺得自己是個批判者，因為我很難容忍我們自己不居安思危。我們對國家的科技實力和現狀應該有一個清醒的認識，怎么發展，怎么辦也要有清醒的認識，并形成一定的共識，而不是僅僅停留在爭論來爭論去的層面。
首先我想講，大學是核心。中國的大學很有意思，比如我所在的清華大學，學生從入學開始，就要接受“就業引導教育”。堂堂清華大學，都要引導學生去就業，都讓學生腦子里時時刻刻有一根弦叫就業，我覺得非常不可思議。
我想講的第一個觀點就是，研究型大學從來不以就業為導向，從來不該在大學里談就業。就業只是一個出口，大學辦好了自然會就業，怎么能以就業為目的來辦大學。
就業是一個經濟問題，中國經濟達到一定程度就會提供多少就業，跟大學沒有直接關系。大學，尤其是研究型大學，就是培養人才的地方，是培養國家棟梁和國家領袖的地方。
讓學生進去后就想就業，會造成什么結果呢？就是大家拼命往掙錢多的領域去鉆。
清華70%至80%的高考狀元去哪兒了？去了經濟管理學院。連我最好的學生，我最想培養的學生都告訴我說，老板我想去金融公司。
不是說金融不能創新，但當這個國家所有的精英都想往金融上轉的時候，我認為這個國家出了大問題。
壓死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什么呢？是鼓勵科學家創辦企業。大家沒聽錯，今年在人大會議我聽到這個話后覺得心情很沉重。
術業有專攻，我只懂我的基礎研究，懂一點教育，你讓我去做經營管理，辦公司、當總裁，這是把我的才華和智慧用到了錯誤的地方。
人不可能一邊做大學教授，一邊做公司的管理人員，一邊還要管金融。我們從領導到學校，從中央到地方，在鼓勵科技人員創辦企業，這是不對的。
我們應該鼓勵科技人員把成果和專利轉讓給企業，他們可以以咨詢的方式、科學顧問的方式參與，但讓他們自己出來做企業就本末倒置了。我想這個觀點是有很多爭議的，但是我篤信無疑。
我可以舉個例子，JosephGoldstein，因為發現了調控血液和細胞內膽固醇代謝的LDL受體，獲得1985年的諾貝爾獎獲。他是美國很多大企業的幕后控制者，包括輝瑞，現在非常富有，應該說是最強調轉化的一個人。他兩年之前在《科學》周刊上寫了一篇文章，抨擊特別強調轉化。
他說轉化是來自于基礎研究，當沒有強大的基礎研究的時候，如何能轉化。他說，當他意識到基礎研究有多么重要的時候，他就只是去做基礎研究，轉化是水到渠成的，當研究成果有了，自然轉化是非常快的，不需要拔苗助長。
他列舉了他在美國國家健康研究中心，九位學醫的學生做基礎研究從而改變了美國醫療制藥史的過程，很有意思。
創新人才的培養，也跟我們的文化氛圍有關。我問大家一句，你們認為我們的文化鼓勵創新嗎？我覺得不鼓勵，我們的文化鼓勵槍打出頭鳥，當有人在出頭的時候，比如像我這樣，特別是有人在攻擊我的時候，我覺得很多人在看笑話。當一個人想創新的時候，同樣有這個問題。
什么是創新，創新就是做少數，就是有爭議。科學跟民主是兩個概念，科學從來不看少數服從多數，在科學上的創新是需要勇氣的。
三年前，我獲得以色列一個獎后應邀去以色列大使館參加慶祝酒會，期間大使先生跟我大談以色列人如何重視教育，我也跟他談中國人也是如何的重視教育。他笑咪咪的看著我說，你們的教育方式跟我們不一樣。
他給我舉了原以色列總理ShimonPeres的例子，說他小學的時候，每天回家他的以色列母親只問兩個問題，第一個是今天你在學校有沒有問出一個問題老師回答不上來，第二個你今天有沒有做一件事情讓老師和同學們覺得印象深刻。
我聽了以后嘆了口氣，說我不得不承認，我的兩個孩子每天回來，我的第一句話就是問：今天有沒有聽老師的話？
我想我今天的意圖已經達到了，但我想說我并不是悲觀，其實我很樂觀，我每天都在鼓勵自己，我們的國家很有前途，尤其是過去兩年，我真切的看到希望。
在這樣的大潮中，我們每一個人做好一件事就夠了，實事求是的講出自己的觀點，在自己的領域內做好自己的事情，就是我們的貢獻。
這樣，我們的國家就會大有前途。
我出生在河南鄭州，但成長在河南駐馬店。為什么我要特別提駐馬店呢？因為這個地方特別具有代表性。駐馬店相對于河南，就像河南相當于中國，就像中國相對于世界。從地理，從經濟，從科技，從文化，都是這樣。我恰好是在開始有記憶、對社會有感觸的時候成長在駐馬店。
我在駐馬店汝南縣的一個小村莊──小郭莊──生活了三年多，然后在駐馬店又生活了整整八年。我在駐馬店度過了十一個春秋，這里有我人生中最親切、最難忘的一段經歷。雖然那里的生活一直很清苦，但心里一直很滿足、很快樂。
我在駐馬店小學升初中的時候，當時的小學常識老師對我說了一句話：施一公啊，你長大了一定得給咱駐馬店人爭光！大家可能想不到，這句很簡單的話我刻骨銘心記憶至今。從那以后，每次得到任何榮譽，我都會在心里覺得是在為駐馬店人爭光。
今天，我同樣想說：老師您好！我還在為咱駐馬店爭光。我中學去了鄭州，大學到了清華大學。我常常很想家、也很想駐馬店的父老鄉親，止不住地想：我的父老鄉親在過什么樣的生活？過什么樣的日子？
1987年的一件事對我沖擊非常大，把我的生活和世界觀幾乎全部打亂了。在此之前，雖然我受到了傳統教育，雖然我的父親告訴我要做一個科學家、工程師，其實我心里并不知道自己將來想干什么、能干什么。
1987年9月21日，我的父親被疲勞駕駛的出租車在自行車道上撞倒，當司機把我父親送到河南省人民醫院的時候，他還在昏迷中，心跳每分鐘62次，血壓130/80。但是他在醫院的急救室里躺了整整四個半小時，沒有得到任何施救，因為醫院說，需要先交錢，再救人。
待肇事司機籌了500塊錢回來的時候，我父親已經沒有血壓，也沒有心跳了，沒有得到任何救治地死在了醫院的急救室。這件事對我影響極大，直到現在，夜深人靜時我還是抑制不住對父親的思念。
這件事讓我對社會的看法產生了根本的變化，我曾經怨恨過，曾經想報復這家醫院和見死不救的那位急救室當值醫生：為什么不救我父親？！
但是后來想通了，我真的想通了：中國這么大的國家，這么多人，不知道有多少人、多少家庭在經歷著像我父親一樣的悲劇。如果我真有抱負、真有擔當，那就應該去改變社會、讓這樣的悲劇不再發生、讓更多的人過上好日子。
直到父親去世，我一直非常幸運。從小學就接受了很體面的教育，中學、大學更是如此，大家都很關照我；我不缺吃，不缺穿。我缺啥呢？我覺得我缺回報。父親去世后，我真的開始懂事了，我發誓要照顧我的母親，回報從小到大愛護、關心我的老師和父老鄉親。
我們缺什么？我們缺這份對社會的責任感，我們缺這份回報父老鄉親的行動。
在清華大學，我每次給生命科學學院的新生做入學教育的時候，我都告訴他們：你千萬不要忘了，你來到清華，你不止代表自己，不止代表你個人，你也同時代表一個村，一個縣，一個地區，一群人，一個民族。你千萬不要忘了，你肩上承擔了這份責任。
我真的希望，不管是我自己，我的學生，還是我的同道，我們每個人真的要承擔一點社會責任，為那些不像我們一樣幸運的人們和鄉親盡一點義務。這是我除了對科學本身興趣之外的所有動力，也是我今后往前走最重要的一點支撐。謝謝大家！
美國一直引以為傲的是擁有強大且眾多的高科技人才。
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，出于國家利益和戰時需求，美國依靠以“阿爾索斯”命名的美軍偵察部隊，通過強制和非強制手段，把戰敗國德國、意大利的幾千名科學家工程師帶到了美國，迅速集聚了急需的原子物理學、核物理學、化學和數學等軍工領域的專家。這些人才對美國二戰后的快速發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。
如今，中國的科技雖然取得了重大發展，與美國卻依然有不小差距。當務之急是要解決頂級科技人才問題。要向美國學習，吸收全球頂尖人才。
施一公其人
施一公，1967年出生在河南鄭州小郭莊。1984年畢業于河南省實驗中學，并獲全國高中數學聯賽一等獎（河南省第一名），保送至清華大學生物科學與技術系。施一公成為清華大學生物系復系后的首屆本科生。
1995年獲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分子生物物理博士學位，隨后在美國紀念斯隆-凱特琳癌癥中心進行博士后研究。他成了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分子生物學系建系以來最年輕的終身教授。
2008年，美國著名的馬里蘭州霍華德休斯醫學研究所，向普林斯頓大學分子生物學家、美藉華人施一公頒發了1000萬美元的科研資助。
加入美國國藉、在美國居住18年之久的施一公，宣布放棄在美國擁有的一切，返回中國繼續進行科學研究。為此，他回絕了千萬美元的研究經費，辭去了普林斯頓大學的職務。
施一公回國后，任職北京清華大學生命科學與醫學研究院副院長。現在，他已成為了清華大學生命科學學院長，中國科學技術協會第九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，清華大學副校長。
施一公的主要論著，包括這些年來總共發表了167篇重量級論文，而其中發表在《Nature》、《Science》、《Cell》、《PNAS》和《Nature子刊》等全球最頂尖期刊上的頂尖論文就高達76篇。
【責任編輯：王新權】